日本“失去的二十年”皆因签了广场协议？日本央行原行长白川方明：我不认同

反思上世纪八十年代日美经济纠纷以及日本经济泡沫破裂的教训，一直有观点认为日本“失去的二十年”归因于日本签署《广场协议》及美国施加的压力，日本央行原行长白川方明对此并不认同。

他在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上发表主题演讲时指出，泡沫形成的机制相当复杂，长期的货币宽松并非唯一的原因。最大的错误在于，日本政府以“国际政策协调”的名义，承诺通过扩大内需来减少经常账户盈余。

他指出，这是一种错误的经济学，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经常账户盈余会因国内外周期性条件的差异而出现波动，但其基本趋势是由充分就业时的储蓄和投资之间的落差决定，这取决于结构性因素，特别是人口变化阶段。

他回忆说，上世纪80年代末是人口红利期，也就是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最高的时期，这意味着人们会为退休进行储蓄，这时经常账户盈余是最高的。尽管如此，如果政府做出减少经常账户盈余的承诺，日本央行就必须继续实行货币宽松政策，而这也的确成为了现实。日本泡沫的规模在现代经济史上前所未有，泡沫破裂和金融危机的后果极为严重。

因此，他认为，将日本惨痛经历仅仅归咎于美国的施压既不准确，也不诚实，毕竟长期的货币宽松在某种程度上是日本自身造成的。

中国应该从日本80年代以来的惨痛经历中吸取什么样的经验教训呢？白川方明指出，首先，要在防止泡沫上狠下功夫，或者说，确保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第二，货币政策不能定位于力不所及的目标，货币政策在维持金融环境稳定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保持价格稳定和金融稳定；第三，不应该在短期发展上分散过多的注意力，不论短期发展有多重要，都永远不要忘记国家所面临的长期挑战。

对于贸易争端问题，白川方明特别指出，“贸易争端”毫无疑问是个负面的表达，但它也存在积极的一面。美国施加的压力在某种程度上推动许多重要产品和服务的市场放松了管制，这在当时非常有必要，但之前被既得利益集团遏制住了。而这最终令日本的消费者从中受益。

他认为，能够避免贸易争端的发生是最好的，但如果实在无法避免，那么以富有成效的方式对争端加以利用就尤为重要。他指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社会契约，即便在一国内部，国人所希望的社会契约也有所不同。任何国家之间的争端，包括上世纪80年代的日美之争，以及今天的中美之争，都没有一蹴而就的解决办法。“但我们都必须认识到，开放、自由的贸易和投资体系是国际公共利益之所在。”白川方明表示。

以下为白川方明在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上的演讲内容：

白川方明在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上发表主题演讲

感谢金融四十人论坛再次邀请我参加外滩金融峰会。有幸在此发言，本人感到非常高兴。近年来中美之间在贸易、投资和科技方面的关系日趋紧张，令人惴惴不安，我想在今年峰会上或许可以分享的一个话题，就是回顾上世纪80年代日本与美国争端升级过程中的日方经历，为包括中国和美国在内的世界上所有国家总结些许教训。希望我的简短发言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思考。

日美之间的经济纠纷涵盖贸易、金融市场、技术和宏观经济政策等等。涉及面之广，实非我能面面俱到。根据我的专业背景，我将重点讨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特别是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同时也会简单谈一下金融政策和贸易政策。

因此，我的发言脉络将围绕80年代末日本的大规模经济泡沫以及90年代随之而来的泡沫破灭和金融危机。这是日本经济的一个拐点，因此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和学者都对这一时期进行了深入研究。事实上，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和学者对探究日本经验具有浓厚兴趣，这一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其中或许是因为中国的专家们恰恰认识到他们如今所面临的挑战与近30年前的日本颇为相似：即需要从高速增长向稳定增长软着陆，面临如何应对快速老龄化和出生率下降的问题以及如何处理日益紧张的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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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高速增长期的经验回顾

纵观历史，我们会发现，随着新兴国家的快速发展，最强大的国家就会感到其权力正在受到威胁，这种情况屡见不鲜。日本的高速增长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到70年代初结束。中国的高增长则是从90年代开始。日本的高增长背后，有几个因素在起作用，但如果要我指出最重要的因素，那么我想强调的是竞争性市场体系和开放性贸易体系。当许多亚洲国家都未能引入竞争性市场体系的时候，只有日本独树一帜。极为幸运的是，得益于开放、自由的贸易体系，日本得以打入全球市场。日本的确是自由开放式贸易体系的受益者。中国的高增长也是如此——竞争性的市场体系，尤其是自由开放式贸易体系的活力让中国从中受益。我有时会想，如果中国早很多年就引入竞争性市场体系并加入关贸总协定，日本的经济会是何种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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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日美经济争端

下面我想谈谈日本和美国之间的争端。不论大家相信与否，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担心会被日本超越，并且这种担忧与日俱增。这个过程可以称为“修昔底德陷阱”，这是美国政治学家格雷厄姆‧艾利森所创造的术语。

曾经强大的美国制造业逐渐失去竞争力，这引起了美国政商两界许多人的注意。衰落从60年代的纺织业开始。然后，在20世纪70年代蔓延到钢铁。到了80年代，汽车和半导体行业成为热点。

宏观经济数据勾勒出美国全国也是一幅同样的黯淡景象。美国和日本之间的GDP差距已有所缩小。到1989年，日本的名义GDP仅是美国GDP的54%，但从这个趋势推断，美国的GDP被日本超过并不遥远。

日本在跨境银行贷款上的主导地位表现得最为明显。从全球银行资产的统计来看，1988年资产的整体增长，90%归功于日本银行。日本企业大举收购美国企业，也引发了一些情绪。最有争议的收购是三菱不动产对洛克菲勒中心的收购和索尼对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的收购。两者在许多美国人眼中都是美国文化的象征。回顾这些历史，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当时的日美经济关系与如今的中美经济关系是多么相似。

当时，美国对日本经济扩张的反应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人们认为日本的制度是“有效率”。美国学者还写了几本书，试图从日本的企业管理和产业政策中发掘经验或“秘诀”。另一方面，日本的制度又被认为是一个大为值得怀疑的谜团。最能体现第二点的词就是“日本株式会社”，它是用来形容政府和企业的综合体。遗憾的是，随着两国关系紧张局势的升温，第二种反应变得愈加强烈。

日本的经营机制与西方世界完全不同，这是人们的典型看法。日本经常账户的盈余不断增加，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以上，这往往被美国解读为不公平贸易的反映。从日本的角度来看，这种说法完全不能接受、毫无根据，但美国政府及工业界却咄咄逼人地要求日本采取各种补救行动。

争端不仅仅限于贸易，还蔓延到许多领域，包括国内金融市场、外来直接投资、政府采购。美国强力施压，于是日本不得不采取各种妥协措施。在贸易方面，日本采取了“自愿出口限制”。在个别商品和服务市场上，美国要求采取多种措施，以增加美国企业在日本市场的参与度。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1985年，日本参加了著名的《广场协议》，该协议规定了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协调。

更重要的是，日本做出了扩大内需以减少经常账户盈余的承诺。于是，货币宽松政策得到延长。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泡沫以及之后的泡沫破灭和金融危机，为日本经济和产业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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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经济泡沫与美国施压的关系

我在这里要谈的话题，是日本的这处伤疤与美国施加的压力之间的关系，因为我听到很多中国专家说：“日本签署《广场协议》是大错特错。”

他们常常把泡沫、金融危机以及日本经济实力的下降，归结为日本屈服于美国的压力。这种说法有时还带点“阴谋论”的味道。虽然美国施压的力度本身相当大，但我并不同意上述种种论点。我解释一下当时发生的事情。

泡沫形成的机制相当复杂，我认为长期的货币宽松并非唯一的原因。但如果没有长期的货币宽松，日本如此大规模的泡沫也确实不会形成。最大的错误在于，日本政府以“国际政策协调”的名义，承诺通过扩大内需来减少经常账户盈余。这是一种错误的经济学，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经常账户盈余会因国内外周期性条件的差异而出现波动，但其基本趋势是由充分就业时的储蓄和投资之间的落差决定，这取决于结构性因素，特别是人口变化阶段。记得80年代末是人口红利期，也就是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最高的时期，这意味着人们会为退休进行储蓄，这时经常账户盈余是最高的。

尽管如此，如果政府做出减少经常账户盈余的承诺，日本央行就必须继续实行货币宽松政策，而这也的确成为了现实。日本泡沫的规模在现代经济史上前所未有，泡沫破裂和金融危机的后果极为严重。

于是大家或许会问，为什么日本政府会支持国际政策协调化的想法？我想指出四个原因。第一，显然是美国的压力。第二是对做出这种承诺的经济后果认识不足，如我刚才所述。第三是出口行业要求防止日元升值的强烈呼声。政府认为，要防止日元升值，就需要进行国际政策协调。第四是缺少通货膨胀的威胁。日本的平均通货膨胀率当时低于1%。政客、企业管理者、经济学家、媒体和国际组织都反对货币紧缩，部分原因是通货膨胀率处于低位。

因此，仅仅归咎于美国的施压既不准确，也不诚实，毕竟长期的货币宽松在某种程度上是日本自身造成的。而当时只有日本央行支持货币紧缩。从当时直到今天，决策者和学者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金融失衡的积聚有可能最终破坏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就是在通胀率保持稳定的情况下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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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哪些教训值得中国吸取？

中国应该从日本80年代以来的惨痛经历中吸取什么样的经验教训呢？当时的一些日本经验只适用于日本，或是只适用于那个特定时期，但我认为其中也存在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训。接下来，我将为大家介绍这些经验和教训。

首先，要在防止泡沫上狠下工夫，或者说，确保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狂妄自大是经济发展的大忌。泡沫的形成机制很复杂，但其中一个原因是对经济和产业管理方式的过度自信。这种情况与全球金融危机前美国的情况如出一辙。自恃过高是人类的天性，也历来是危险的。这个普遍的教训适用于任何国家。

第二个教训是关于货币政策。货币政策不能定位于力不所及的目标。货币政策在维持金融环境稳定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保持价格稳定和金融稳定。

第三个教训是关于泡沫之后的影响。一旦产生泡沫，增长率就会下降，直到消除过剩的泡沫。这是任何经济在后泡沫时期的共同特征。重要的是要避免泡沫带来的次生损害。就日本而言，次生危害之一就是延迟了对长期挑战的应对，即快速老龄化和人口下降。遗憾的是，日本对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不够重视，而人口的变化大约就在这一时期对日本的经济开始产生影响。其中部分原因是对人口结构变化会造成哪些经济影响缺乏想象力。但更重要的是，决策者和企业都被泡沫破灭后如何解决大量不良贷款问题这一迫在眉睫的任务困住了手脚。在任何一个时间点，社会所能调配的人力是相当固定的。于是日本无法抽出精力应对人口结构变化。

因此，第四个教训就是，不应该在短期发展上分散过多的注意力，不论短期发展有多重要，都永远不要忘记国家所面临的长期挑战。就日本而言，一项重要的挑战是应对人口结构变化。

为了向大家具体说明这一点，下面将以养老金问题为例，谈谈人口结构的挑战：老年人退休后如何供养自己的生活。

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公立养老金、私立养老金还是家庭援助，无论具体采用哪种方式，决定养老金制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参数只有三个：退休年龄、退休人员相对于在职职工的收入水平以及生产力的增长。这三者必须保持一致，才能确保长期的可持续性，但高增长往往掩盖了这三者之间存在的不可否认的关系。因此，国家往往会拖延必要的调整脚步。国家越拖延，就越难以形成共识，因为老年人的呼声的影响力会变得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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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元的国际化

到这里，我已对宏观经济政策做了讨论。现在，我想说一说对宏观经济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政策领域。

一个是日元国际化的问题。日本曾有过日元国际化的论调，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有关日元国际化的争论尤为激烈，正如今天有关人民币国际化的争论一样。然而，日本始终没有就日元的使用赢得与其经济规模相当的国际地位。在我的回忆中，这并不是日本政府和金融机构一致决策的结果。当时，有些人相当热衷日元国际化的设想，而有些人则是漠不关心。

从整体上看，日本的野心并不大。这可能是因为日本隐约担心所谓的国际货币国家的潜在负担。也可能是因为日本没有做好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自由化的准备，而自由化是日元国际化的先决条件。自由化需要有良好的金融监督和管理。后来的金融危机表明，在监管方面的确有所欠缺，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时政府对日元国际化的态度是正确的。

国际关键货币是一个混合体。这样的货币地位不仅要求一国经济规模庞大，而且要求该国金融市场具有足够的深度和流动性，还要求良好的法治等。无论如何，贸易和金融是相辅相成的。当时，虽然日本无意用日元取代美元，但如果日本真的希望扩大其在国际经济版图中的存在，那当初就应该更加积极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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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应该如何应对贸易争端？

最后，必须谈谈贸易政策或贸易争端本身。“贸易争端”这个词通常用于消极的语境，毫无疑问，这是个负面的表达。但它也存在积极的一面。事实上，美国施加的压力在某种程度上推动许多重要产品和服务的市场放松了管制，这在当时非常有必要，但之前被既得利益集团遏制住了。而这最终令日本的消费者从中受益。对于我们而言，能够避免贸易争端的发生是最好的，但如果实在无法避免，那么以富有成效的方式对争端加以利用就尤为重要。

贸易争端始于对贸易伙伴做法的认知分歧。每个国家都倾向于认为贸易伙伴的做法不公。不公平的做法也的确存在。但是，对不公平的判断，有时只基于一个简单的事实，即两国商业运营方式不同。一个例子就是终身雇佣制。日本企业存在持续雇佣的隐性契约，所有劳动力成本至少在短期内是固定的。在需求疲软的情况下，与美国企业相比，日本企业就会出现积极生产和出口的倾向。从美国企业的角度来看，日本企业的行为有时显得具有掠夺性。这不是公平与否的问题，而只是反映了社会契约的差异。美国的做法也是如此。日本人觉得美国的一些做法不公平，但这可能只是出于美国独特的社会契约。

大家常谈到全球化或全球化的世界。但这个词颇有夸大之嫌。毕竟，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社会契约。即便在一国内部，国人所希望的社会契约也有所不同。任何国家之间的争端，包括上世纪80年代的日美之争，以及今天的中美之争，都没有一蹴而就的解决办法。但我们都必须认识到，开放、自由的贸易和投资体系是国际公共利益之所在。谨记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要继续努力增进相互理解，至少应做到像本届外滩峰会一样能够共同展开讨论。衷心希望CF40能继续在这方面做出贡献。

责编：小野菌 瑟瑟 李俊虎 | 视觉：李盼 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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